保安报警本是惯常做法，却为何被公司辞退呢？

　　原本普通的事件往往因为释疑上有违常理、有违常识、有瑕疵漏洞，反倒最终变得扑朔迷离、真相难求，有理都说不清了。个中教训，值得汲取。

　　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

　　在有小偷偷出腐败案的舆情背景下，官员办公室被盗很容易激起网民的窥视欲，一旦出现处置过程有什么违背常理的瑕疵，便极容易招致舆论的质疑和揣测。近日，发生在南京浦口区的工商局长办公室被盗一事，就是明证。

　　事情源于爆料：局长办公室被盗，保安报警反被辞退，被窃物含名烟名酒。一时间，网络非议四起，反腐热情高涨。当地对此还算反应及时，浦口区委宣传部17日回应说，工商局局长办公室被盗属实，物业公司也确实辞退了有关保安人员，但被盗品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相机，没有名烟酒。

　　这原本是件极普通的盗窃案，之所以得到舆论选择性关注，完全因为其中的一个悖逆常理的细节：保安报警本是惯常做法，却为何被公司辞退呢？又为何要求“不要去派出所做笔录”？不报警不作为的保安才应该辞退，人们据此便自然容易生出一些嫌隙来。但恰恰是在这个引起猜忌的环节上，当地却以“物业公司内部的事情”为由，抛给公众一个“具体原因不明确”。得知辞退原因并不难，也不损害第三方利益，鉴于辞退本身与事件的紧密关联性，这种应对舆论的方式便难消公众的猜疑。

　　在应对舆情危机时，不乏一些因舆论误读而产生的误伤事件，此时更应该以合乎逻辑、合乎常理的解释做好平息工作，任何纰漏和瑕疵都可能导致更深的隔阂，甚至陷入“把无说成有”的尴尬境地。比如，盗窃案事发10月10日，距今已一个多月，对于盗窃的物品应十分清楚。对于公众十分关心的到底有没有名烟酒的疑问，一方面浦口区委宣传部声称没有，另一方面警方却又拒绝披露任何细节。

　　或许由宣传部门统一回应有舆情应对上的考虑，但案件中的信息首先是公安机关掌握的，警方的沉默与信息公开上的垄断，很容易带给公众更多的疑惑空间。

　　在任何涉及官员的事件中，公共舆论总是会戴着“有色眼镜”进行“有罪推定”的，这是舆论监督的价值使然。而要消除舆论的这种“傲慢与偏见”，就必须拿出充分而完整的证据来，不留下任何值得怀疑和指摘的逻辑漏洞。打比方说，应对此类舆情危机犹如打官司，当举证的责任倒置到官方之后，稍微举证上的不足或矛盾之处，都可能导致其公信力上的失利。很多时候，原本普通的事件往往因为释疑上有违常理、有违常识、有瑕疵漏洞，反倒最终变得扑朔迷离、真相难求，有理都说不清了。个中教训，值得汲取。